现任国务院副总理张德江当年到浙江担任省委书记的时候曾说过：浙江这个地方呀，“插根筷子都发芽”——这句话，至今仍为浙江人所津津乐道。

从自然规律的角度讲，筷子插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可能发芽的。张德江如此夸张，无非是要强调浙江民营经济具有非凡的生机和活力。那么，浙江的民营经济为什么能发达到能让筷子发芽的程度?民间的那种内生的发展冲动当然是根本性的原因，但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日前在台州采风的时候，当时政府的官员总是强调：企业生产什么产品、经营策略是否合理等等都是企业家们考虑的事情，政府的职能是为企业的发展创造发展的平台、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也就是要为企业的发展做好服务。从我们考察过的企业来看，政府是这么说的，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这让我想起了温家宝总理就政府职能转变问题曾强调过无数遍的一句话，那就是服务型政府一定要把那些不管该、管不了实际上也管不好的事情交给市场;政府的职能是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

不过，浙江省地方政府给我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它们的服务意识，而是它们的勇于探索、敢于担当的精神。比如采风团在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考察的时候，有专家提出农民应该是小型民营银行的目标客户，而国家规定农村房屋及其宅基地等不能抵押，这既不利于农民的创业或经营，也不利于民营中小银行的发展。但台州市银监会的一位副主任当即回应称，虽然国家规定农房及宅基地不能抵押，但台州实际上已经在尝试，即允许农户用农房或宅基地抵押贷款。实际上，浙江的民营银行当初也都是在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慢慢发展起来并逐步得到认可的。不难看出，只要是符合改革方向的，或者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浙江的地方政府就敢于去做，可是这样做的政治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

内地绝大多数地方的政府及其官员，该管的事情不去管，不该管的事情乱管;而浙江的政府及其官员则恰恰相反，它们不仅不插手企业 的经营，而且创造性地为企业服务，甚至主动承担改革的风险——两相比较，差别何其大也!

有点雨露即滋润，给点阳光就灿烂。民间本来就有着内生的冲动，政府又提供最贴心的服务，“筷子发芽”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如此看来，股份合作制首先在台州出现、民营银行首先在浙江开业……都不是偶然的。

权威比制度更重要?

打开电视机，中央台二套的《商界名家》节目已接近尾声，特邀嘉宾广西玉柴集团董事长的一番话之后，一位记者向他提了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是权威更重要，还是制度更重要?这位董事长在强调权威应该是靠真正的威信而不是靠权力而树立起来的(大意)后，他肯定地说：权威比制度更重要。此后播放了一段该董事长拉小提琴的录相，节目在悠扬的旋律中结束。

笔者孤陋寡闻，对广西玉柴变不上了解，现在甚至已记不起这位董事长的大名，但还算知道广西玉柴是一家在同行中独领风骚的大企业集团。代表广西玉柴走进《商界名家》、董事长的身份(玉柴的“一把手”)、谈话间的从容与自信，记者所提的问题，都让人自然而然地推断：他是广西玉柴的“权威”。笔者这样说，绝没有对这位董事长不以为然的意思。笔者不但相信他就是那种靠真正的威信而树立起来的权威，甚至也相信他这个权威对现在的玉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权威比制度更重要”的观点让人无法苟同。

权威比制度更重要，当然意味着权威可以不受制度的约束，甚至凌驾于制度之上，一旦有了权威，他就“惟我独尊”。体现在企业的决策上，那就是权威的一言九鼎，其他人基本上没有发言权。权威之所以成为权威，他肯定在诸多方面有过人之处，也许他以前的决策全部或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棋圣”也会出昏招，哪个权威能保证每一项决策都英明呢?一招有误就可能满盘皆输，如果权威出现一次失误，在关系企业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上作出了错误的决策，后果就可能不堪设想!此其一。

其二，事物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人也会变化。一方面，权威会变老。他年轻时也许确实很少或不犯错误，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脑子就会越来越不好使，犯错误的几率就会大大提高，而权威一旦确立，除非发生重大失误，一般不会“走下神坛”，那么，怎么才能防止权威的重大失误呢?另一方面，权威可能“变心”。开始他一心为公，严于律己，但没有制度保证的自律是靠不住的，如果有一天私心占了上风，一发就会不可收拾。中国“烟王”褚时健的堕落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其三，权威不具延续性，上一代退休了，如果没有新的权威及时补上，就容易造成动荡和不安。青岛海尔集团董事长即权威张瑞敏的退隐曾引起各界的强烈关注，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像张瑞敏这样在企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主动”激流勇退，一般还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如果企业出现危机，权威在发生失误或受到怀疑的时候才“被动”退出的话，那就可能出现大厦将倾的情况，四川长虹近年来一蹶不振，就是从董事长即权威倪润峰的“下野”开始的。

总之，权威是靠不住的，企业把命运维系在权威的身上是危险的。要避免上述种种情况的发生，惟一可靠的保证就是制度。而权威是制度的敌人，要制度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让权威走开。近年来，现代企业制度正在广泛的推行。在这种制度下，就不可能有权威的位置。即使是权威，哪怕他确实深孚众望，也不能搞“一言堂”，遇到重大问题，必须经董事会集体讨论决定。在这种制度下，每个人，包括董事长，都要接受监事会的监督，每件事，包括董事长的去留以及新人选的产生，都要履行既定的程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不会出现那种运筹帷幄举足轻重威信极高的人物，如果非把这种人物称作“权威”的话，那么，这个“权威”也只能在制度的范围内发挥作用——他也许对制度进行了完善，甚至创立了更先进的制度，但从整体上说，他本人的重要性永远也不可能超越制度。有了英明的权威，可能会辉煌一时;但要想立于不败之地，没有良好的制度肯定不行。作为企业，努力营造出适宜于自身持续稳定发展的制度要比制造权威重要得多。这已经为实践无数次地证明。

中国从来都不缺乏权威，因权威而吃的亏也数不胜数。中国最缺的就是制度，现在很多问题解决不好，归根结底就是因为缺乏制度保证。企业如此，社会也是如此。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致力于制度方面的建设。然而，权威情结在不少人的心目中仍然根深蒂固，这正是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以及民主法治建设中最大的障碍。